第7版()
专栏：

忆南海诸亡友
——纪念参加万隆会议途中被谋害的同志们殉难三十周年
吴文焘
“克什米尔公主”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来，我正航行在浩瀚的印度洋上空。
那是1955年4月12日清晨。作为《人民日报》记者，我头一天参加完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，连夜经孟买来到锡兰（今斯里兰卡）首府科伦坡，在朝雾缭绕的海滨旅舍稍事休息，便又登上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班机，准备续飞万隆，报道亚非会议。照例，机组人员先对旅客讲解必要时怎样启用救生工具；在飞机腾空而起后，又把刚出版的英文科伦坡《每日新闻》发给每人一份。那要闻版上的三行通栏标题，竟是：“印度航空公司一架中国包机在南中国海坠毁！机组人员和乘客下落不明，估计周恩来总理不在机内。”
顿时，我眼前一阵昏花，使那一条简短的消息，竟变得没法看完似的。但我清楚地意识到：周恩来同志确实不在机内；是我们采访万隆会议的记者组，我多年的老友们遇难了！因为，按照事先约定的日程，他们是要在4月11日从香港直飞印度尼西亚，并准备在13日这天到雅加达机场去接我的。谁知一刹那间，他们和我已是幽明异路，生死不同归了！此时此刻，怎不叫人哀痛不已呢？
和我同行、挨坐的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驻北京记者拜巴同志，觉察事件发生的蹊跷，想到这是帝国主义情报机关和台湾特务的破坏，同时安慰我说，飞机溅落在海洋里，人们靠使用救生衣，会有生还的可能。我同意他对惨案的估计，又殷望他那开解的话语成为现实。我呆呆地望着窗外，印度洋上苍苍茫茫，水天无垠；五位敬爱的老友，仿佛又以他们特有的音容笑貌，一个个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首先是沈建图同志。他是1944年从前方来到延安的。相见之下，我发现他黑铮铮的脸上闪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配上那粗壮坚实的体魄，颇象一个轻量级的拳击师。不久，人们就看出他性格爽朗，待人亲切，干起工作来，真有拳击师那种勇于拚搏的精神。
当时，他在新华通讯社新建立的英文广播部当编辑。说是一个部，工作人员只有他和陈庶这两位从香港大学来的同志，再加上一位英国籍的改稿专家林迈可先生。所以，每天发出的五千字上下的稿件，从选材、编写到专家润色后再打成电报格式的英文清稿，统统由他们两人担任；遇有重要文件（如《论联合政府》等）需出英文小册子，一切翻译、打字、下厂校对等事务，也都是建图带头干的。我没听他说过累。什么时候能从外来的访问者手中借到一本英文小说或者战地通讯，他就如饥似渴地读，借以提高自己的英文表达能力。林迈可先生曾对我说：“我不喜欢建图在新闻稿里使用过多的美国土话；但我必须说，我对他能掌握那么丰富的英文语汇感到惊讶，佩服他那不寻常的工作效能。”
是的，不管是在生活艰苦的延安，还是以后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……建图始终是那样卓有成效、坚忍不拔地工作着，以致从朝鲜胜利归来，同志们称他是“新闻战线上最可爱的人”。这是十分公允的评价。
杜宏同志这次去万隆，是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的。他也是我在延安时代新华社的老同事。约在1943年初，他从前方被分配到新华社翻译科，从事英文译电工作。说实话，一个只上过中学的小青年，要把英文电讯译成中文，是有不少困难的。然而，在两三年的时间里，他便从处理简单的战争公报，逐渐过渡到经手深邃的政治评论或重要文献之类的翻译，而且能够胜任愉快。这不能不说是他勤学好问的结果，称得上是一个深钻业务、奋发成材的好典型。
常听人们称赞杜宏这个山东来的风度翩翩的小伙子诚挚热情，助人为乐；夸奖他在大生产运动里纺花纺得细，捻毛线捻得匀，完成交公任务好这些优点。当然，也有人说他过于率直，在讨论会上好持异议，常把别人存有顾虑的意见一下捅出来，是个缺点。其实，这也说明杜宏同志的刚正。因为能从不同角度或反面提出问题，让大家认真加以探讨，就更容易接近真理，这也正是党的民主集中制所需要的。
我和李平同志初次接触，是在1954年采访日内瓦会议的时候。当时他才二十五岁，瘦瘦的中等个儿，戴了一副近视眼镜，给人以文质彬彬的印象。谁一提到他在热恋着的姑娘，他会唰地红起脸来。他和建图共同为新华社写稿。
别看小李年轻、腼腆，离开大学没几年，工作上可有点章法和泼辣劲儿。他聪明，外语听、说能力强，反应快，又注意研究政策，那些日子，在国联大厦所在的莱蒙湖畔，你看小李来去匆匆，赶着出席英、法、美等与会国的新闻发布会；一回到住所，常连饭也顾不得吃，就抢时间写出中文或英文电讯稿，又跑电报局往总社发，还不时把有关材料誊出来，供同志们参考。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向发言人提问题，往往带有几分论战的性质；这个场合的小李，他日常的那种腼腆气儿不见了；他用英语侃侃提问，显得从容凌厉，使人联想起《孙子》里对兵家所作的静如“处女”、动如“脱兔”的比喻来。如果能有继续工作和锻炼的机会，这样年轻的李平同志，在国际新闻采访的成就上，将是不可限量的。
离开北京的时候，我就听说奥地利《人民之声报》和柏林《新德意志日报》记者严斐德同志要和我国记者组一起去万隆。斐德原名符利兹·严森，出身于维也纳的一个普通职员家庭，靠自己奋斗，成为医学博士、诗人和社会活动家。他曾积极参加奥国工人运动，是抗击德、意法西斯和佛朗哥军队的西班牙“国际纵队”的成员。抗日战争期间，他来到中国，做过许多支持我国抗战的工作，写过不少歌颂我党和我国人民英勇斗争的文章。1950年他在柏林出版的《中国胜利了！》一书，在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翻译发行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。
约在1952年春，我同严斐德夫妇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邂逅，当即请他们到我任职的新华社布拉格分社来小叙。从保卫马德里到揭露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残暴，斐德谈来有声有色；分社的同志们，一下就被他那朝气蓬勃、充满激情而又富幽默感的风格所迷住。快到吃饭的时候，他首先卷起袖子下厨房，和我们一起做中国饭。因为他夫人是位中国同志，我们戏称他为中国的“入赘女婿”，他显然感到既得意又高兴。在严斐德同志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一位热情奔放又平易近人的、真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的形象。
最后，想到黄作梅同志，我回忆起1948年夏天从捷京布拉格飞往伦敦去看望他的情景。那时，他是带着香港籍民的护照，在伦敦租了一间小房子，和另外两位同志一起，以私人企业名义，印发新华社每天的英文广播稿。我觉得他踏实朴素，见解深沉，工作能力强，有忠厚长者风。记得他陪我到海格特陵园去凭吊革命导师马克思墓时，从他独立在海外工作所得到的兄弟共产党的热情帮助，同我谈到“全世界无产者，联合起来！”这个伟大口号的不朽含义。他还根据自己的经验，强调在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作生活，就要格外注意“慎独”，时刻不忘党和人民的嘱托。这话说得多么中肯啊！
作梅同我最后一次会面，是1955年3月底我随我国出席亚洲会议代表团路过香港的时候。由于时间仓促，他只告诉我说，原定他去万隆、加入新华社的采访集体，现在又有不去的可能，我们便互道珍重而别了。这样，怀着作梅不在“克什米尔公主”号机内以及出现奇迹、让遇难者都能生还的希望，我一路上浮想联翩，从科伦坡经新加坡，于4月13日中午飞抵雅加达。
走出机舱，彷徨四顾，寻寻觅觅，还是只有新华社常驻印尼记者彭迪、钱行夫妇在机场外默默地等候我。这时，我才知道：不但作梅没能幸免；除了三位机组人员历尽艰险、为人打救外，建图等五位老友，还有石志昂等和我素昧平生的六位中外同志，以及机长贾塔尔等四位印航成员，都已身殉海底了。而且，飞机爆炸的起因，已经肯定是台湾特务和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的蓄意谋杀。这些魍魉们仇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，害怕我国在万隆会议上倡导和平共处和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的宗旨，遂下此毒手，卑鄙残忍，令人发指！另据确息，就在我出席新德里会议的代表团从香港搭机时，万恶的敌人曾蠢蠢欲动；只是怕“打草惊蛇”，影响他们对即将出席万隆会议的周恩来同志的暗算，以郭沫若同志为首的那个代表团才免于难。若不是我单独随该代表团先期离京去印度，我便和我的记者伙伴们一起，在“克什米尔公主”号上作古了。
长眠在南中国海下的烈士们，是为人类和平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牺牲的。这里想起严斐德同志取名为《牺牲者与胜利者》的诗集来。在出发赴万隆前夕，斐德把自己写的和翻译的一些诗篇集起来交付印刷，旨在献给在监狱、集中营、战场上……为人类和平、进步与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了的烈士们，以及在这个斗争中的胜利者们，说明胜利者们的今天，是同牺牲者们的昨天——他们付出的鲜血与生命分不开的，忘记他们，就意味着背叛。当然，在作这一阐释时，严斐德同志不会料到：就在不久后的4月11日，他自己也成为牺牲者了。
从那个悲痛的日子到现在，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。每当想起五位同我并肩工作或熟识的老友来，心里便不能平静。他们每个人都有鲜明的特长，都是我所钦佩景仰的；每个人身上那突出的优良品德，都是我学习的好榜样。新闻工作是个平凡的岗位；但由于这里没有了他们而使人久怀难以弥补的感觉时，这就说明他们的不平凡，说明他们的牺牲使革命新闻事业所蒙受损失的分量，也说明他们那暂短的一生，是无愧于共产主义者这个光辉称号的。
为和平、进步与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们，永垂不朽！